前 言
一九五九年四月，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戊戌以来，迄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是我国历史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最为重要，必须从各个方面记载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又说：“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编写和出版《靖州文史资料》，就是为着要搜集和保存我县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史料，使全县人民懂得自己乡土的过去，珍惜现在，更好地建设未来。
自县政协成立、开展文史资料征集以来，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周总理号召，撰写了不少具有一定价值的史料，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我县近代、现代史上的真实面貌，是研究我县历史的珍贵文献。现特选编第一辑出版，今后将陆续整理编印。
靖县始名诚州，继称靖州，历为州、府所在之地，是封建王朝地方政权的统治中心。城池古老，历史悠久，民间文化，源远流长，文物古迹众多，文史内容丰富。在历史的长河中，在靖县的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继往开来，出现了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创造了光辉的历史，使之成为祖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但日月迁移，沦桑变故，史料残缺。因而，整理我县文史，不仅前途广阔，而且任重道远。恳请当事长者，知情人士，热心同仁，秉笔急书，积极撰写，为搞清我县各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为掘出深埋在靖县这块土地上的历史珍藏献力！
我们不揣浅薄，尝试工作，旨在和大家一起，“抢救”遗存，弥补空白。在编辑这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虽也采用了“搜集、组稿、整编、审编”的编辑方法，并力图实事求是，尽量使内容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要想准确地搞清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的确是一件极为艰巨的工作，加之编辑人员水平有限，才疏学浅，错弊难免，敬请读者赐教。
谨对热心撰稿以及支持、协助我们编印这辑资料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谢意！
政协靖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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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靖县建置沿革概况…………………………………………………………糜贤荣（1）
诚州建置考新证
——答靖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李鸣高（8）
靖县地方旧势力的甲乙两派斗争…………………………………………明一轮（12）
回忆解放前夕白崇禧强令靖县“坚壁清野”的经过……………………戈荫清（30）
靖县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邹俊兴（34）
甘棠农运概况………………………………………………………………明一轮（42）
程潜在靖县成立护国军的经过……………………………………………邓衔先（47）
解放前的靖县合作事业……………………………………………………黄家鉴（51）
苛捐猛如虎
“三篾匠”被酒税逼死……………………………………………李咸策（56）
靖州人物：
申锦章与靖县第一所师范学校……………………………………周后进（58）
地方风物：
梓潼宫………………………………………………………………梁经河（62）
靖县（州）三个时期历届知州、县长（知事、主任）和中共县委书记名单序列……………………………………………………………………………刘真贵（67）
征 稿……………………………………………………………………………（75）
靖县建置沿革概况
·糜 贤 荣·
靖之有史，可远溯至纪元前二千一百余年。自宋初建置，迄今亦逾千年之久。往昔人烟疏稀，丛林密布，山溪重复，形势险要。为重湖二广保障，实南服之要区。南距广西，东障湖南，北抵辰沅，西极夜郎，自古为三省八县联防重地，四塞咽喉之邦。由于朝代更替，建置革兴，是故地理位置名称，亦随之亦易，区域时大时小，治所今此昔彼。考究我县史实，诚然错综复杂，源远流长。
（一）靖，古称蛮夷，唐前系羁縻州峒。夏禹时期，为荆州西南要服地。商周因之。春秋战国属楚，是为黔中地（黔中地即今怀化地区、湘西自治州全部和常德地区一部分以及四川、贵州边境一带）。秦昭王使白起伐楚，取楚之黔中地置黔中郡。楚黔中地治所在今常德市，秦黔中郡治所在今沅陵城西二十里。
（二）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高帝五年，改黔中郡为
（三）三国时（公元220——265年）属蜀，仍为武陵镡成县地。西晋如故。东晋义熙中（公元405——418年），并入舞阳县，是为舞阳县地。舞阳故城在今芷江东南唐纠山，辖地为现今怀化地区和花垣、凤凰、绥宁一带以及贵州边境。
（四）南北朝时（公元420——589年），宋分荆州之地置四州，靖属郢州（治所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陵郡舞阳县如故。齐仍以旧制，舞加水旁（为氵舞，今简为氵无）。
梁时，析宋、齐之武陵郡分置五郡，靖属南阳郡（郡治建昌、今辰溪县西北）易氵舞阳为龙木剽。龙木剽故城在今黔阳县这黔城，辖地为今洪江、芷江、新晃、黔阳、靖县、绥宁、通道、会同县地及贵州边境。
（五）隋（公元589——618年），易南阳郡为沅陵郡，治所初在龙木剽，后移沅陵（今沅陵县），龙木剽县如故。
（六）唐（公元618——907年）贞观年间，为黔中道，治所黔州（今四川彭水县），领州十二，靖属叙州潭阳郡（原为巫州、沅州，大历五年改为叙州），治所龙木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置朗溪县（析龙木剽分置），因在朗溪之侧，故名。朗溪即今渠水下游会同至黔阳一段。朗溪故城在今黔阳托口，辖地为今洪江、靖县、会同、通道等县地及与之毗邻的贵州边界一带。
（七）五代之际（公元907——960年），湖南为马殷（希范）所据，建立楚国，置十三州，靖仍为叙州潭阳郡，后改懿州、洽州，又有诚州之称。五代末，“飞山蛮”潘金盛起兵造反，被杀，杨再思占据靖地，众奉为诚州刺史，并建杨氏城于渠江东岸。后周，节度使周行逢死，叙州刺史钟存志奔武阳（今绥宁县），杨正崖（再思之子）又以十峒自称诚、徽二州（徽州为今绥宁县地，诚州即今靖县）。
（八）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杨通宝（正崖之子）纳款入贡，太宗召见，命为诚州刺史。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神宗收复唐溪峒，置诚州。靖之建置，自此而始。诚州故城为渠江东岸杨氏城（《靖州乡土志》云：诚州城，在州治东，五代时，蛮酋杨氏所置，亦曰杨氏城，熙宁中，亦为诚州治……故城址，今名渠水滩头）。
（九）既置以后，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在州北三十里之贯宝寨（即今贯宝渡）置渠阳县，隶诚州。六年移入州治。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七月，废州、县为渠阳军，三年废军为寨，隶沅州（沅州治所在卢阳，今怀化市辖地）。五年复为诚州。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使知荆州府舒亶平诸猺苗，收复诚州，始建城于纯福坡下。翌年，杨晟臻又纳土贡，改曰靖州（靖之名始此），隶荆州湖北路。同年，改渠阳县曰永平县（治所在今城南下熙街，绍兴八年移入州，明洪武三年四月废）。领县三：永平、会同、通道。
（十）明太祖乙巳年（公元1275年）立安抚司，明年，改为靖州路总管府，隶湖广行省，后降为州，隶辰州路。
（十一）明太祖乙巳年（公元1365年）七月，改为靖州军民安抚司。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降为靖州，幅员不变，领县如故。三年升为靖州府，四月复降为州，以州治永平省入，直隶湖广布政使司（治所江夏，今湖北武汉市），又以武冈之绥宁来属。同年，增设靖州卫、五开卫、铜鼓卫，皆隶于州。万历二十五年又以洪武二十五年所置之天柱所改为天柱县来属。
（十二）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知府王尚文增筑城墙。墙周九百一十六丈有四尺，计五里零九厘。西南半在平地，东北半在山坡，故墙堞高至二丈五尺，低至一丈不等，厚一丈一尺。东临渠江，南濒氵异水，北阻山溪，西地俱平。旧开汴河。城门有五：东曰观澜门，正南曰迎薰门，小南门曰解阜门，正西曰庆丰门，正北曰安乐门，又曰拱辰门。门各有楼，每楼卡房一座。清咸丰二年，知州邹荫楠劝捐重修，改建城楼，添置炮台。石城以文物论，固堪保留；以屏障论，实不足道。先后于1956——1971年间拆毁。
（十三）清代（公元1644——1911年）为直隶州。初隶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改隶湖南布政使司。顺治八年裁靖州卫。雍正四年又拨五开、铜鼓二卫地隶贵州黎平府（改五开为开泰县，即今黎平县，铜鼓为锦屏县）。十年，天柱县改隶贵州镇远府，仍领县三：绥宁、通道、会同。乾隆三年，以宝庆府之城步县来属，领县四。六年，城步复归宝庆，仍领县三。
（十四）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九月，改靖州为靖县，并将平茶、善理、新冈、宫寨四地划入贵州。民国三年，湖南省废除“府”、“厅”、“州”，而保留“道”一级。民国二十七年，全省划为十个行政督察区，靖属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洪江。辖县八：会同、芷江、绥宁、晃县、靖县、黔阳、通道、怀化。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靖属湘西行政公署会同专署，专员公署驻洪江。1952年9月，撤销湘西行政公署和会同专署，建芷江专署（专员公署驻芷江）。同年11月，改称黔阳专署，专员公署移驻安江。1981年6月，又改称怀化地区行政公署，行署设怀化。
（十六）1952年和1954年，先后将贵州大坪、乌油（属大堡子乡）和平茶、善理等地划入县境。1958年又划入会同大桥（属甘棠乡）、大墓（属大堡子乡）等地，时时，将太阳坪之六皇溪拨入会同。1959年3月，并入通道侗族自治县，1961年7月复置。
据1980年农业区划调查，县境东西横跨
（十七）靖之行政区划，清光绪年间，县境编里二十，每里十甲。在城坊辖在一里、在二里、在三里、在四里、在五里。古城乡辖古一里、古二里。贯堡乡辖贯一里、贯二里、贯三里、贯四里、贯五里、贯六里。大由乡辖由一里、由二里。汕村乡辖汕村里，寨市乡辖寨市里。中洞乡辖中洞里。六团乡辖六团里。此外还有锹里。
民国初年，沿袭旧制。民国二十四年，设东、南、西、北四区，里更名为乡。乡设保甲。区设区公所，各辖乡五：东区辖汕村乡、在一乡、在二乡、在四乡、古二乡，南区辖中洞乡、六团乡、寨市乡、三锹乡、古一乡，西区辖在三乡、在五乡、贯一乡、由一乡、由二乡，北区辖贯二乡、贯三乡、贯四乡、贯五乡、贯六乡。民国二十七年，撤销原区乡建制，置八乡一镇：曰忠孝乡、仁爱乡、信义乡、和平乡、廉明乡、正直乡、勤慎乡、勇毅乡、渠阳镇。民国三十年春，又增置复兴、新建（析正直乡置）、同乐（析信义乡置）三乡，是为一镇十一乡。民国三十五年，复改为六乡一镇：曰五峰乡、飞山乡、青萝乡、三台乡、九龙乡、甘棠乡、鹤山镇。
1951年，设东、南、西、北四区。1953年改为五区一镇、原西区改为一区，北区改为二区，东区改为三区和城关区（后改名渠阳镇，不久，又更名城关镇），析南区为四、五两区。
1955年，一区更名九龙区，二区更名甘棠区，三区更名飞山区，四区更名四乡区，五区更名铺口区。城关镇如故。以上区镇共辖乡（含居委会）九十。
1956年6月，撤区并乡，置乡镇十五：大堡子乡、坳上乡、三锹乡、甘棠乡、太阳坪乡、艮山口乡、飞山乡、横江桥乡、寨牙乡、文溪乡、铺口乡、藕团乡、平茶乡、新厂乡、城关镇。
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实行社政合一，全县划为十个人民公社（飞山、坳上、大堡子、甘棠、文溪、新厂、江东、三锹、平茶、寨牙）一个镇（城镇），共辖九十一个大队，1959年，并为五个人民公社（飞山、甘棠、江东、九龙、新平）。城关镇改为城镇人民公社。
1961年，公社体制下放，全县又划为十六个人民公社（按1956年15个乡镇的规模建社，增江东人民公），城镇公社改名新镇公社。共辖大队一百五十六。
1981年10月，城镇公社改为渠阳镇。1982年4月，建民族人民公社五个：新厂苗族、侗族人民公社，藕团苗族人民公，平茶苗族、侗族人民公社，三锹苗族人民公社，大堡子苗族人民公。
1984年5月，体制改革，恢复乡镇。全县十六个社镇，更名为十六个乡镇，大队、生产队更名村、组。
（十八）靖之人口，乾隆七年（1742年），全县共23955户，119328人；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增至28378户，128567人。自咸丰以来，迭遭兵祸，流离死亡，民数减损。同治十二年（公元1874年1）减到16382户，74152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仍只13752户，76577人。1950年增至25273户，96691人。1953年年末，全县共26080户，100135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共28516户，122456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共38567户，193392人。
本文参考资料：
1、《靖州直隶州志》
2、《靖州乡土志》
3、《湖南省志·地理志》
4、《天柱文史资料》第一辑
5、《怀化师专学报》八三年第1—2期
6、档案资料摘抄
诚州建置考新证
——答靖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李 鸣 高·
靖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来信收到，承询诚州建置始于何时等问题，谨复如下：
靖县古系少数民族地区，史书记载残缺不全，真实性也有可商榷之处，我们只能参考史料和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民间传说，互相印证，寻找答案。我个人理解如下：
靖州古称诚州，始建于宋熙宁九年。崇宁二年，改称靖州。《宋史·地理志》有载：“熙宁九年，收复唐溪峒置诚州”。几经兴废后，至崇宁二年，才改称靖州。
证据如下：
《宋史·蛮夷传》：乾道八年，赵雄答帝问曰：“靖州本溪峒，神宗（熙宁年间）时创为诚州。”蛮夷传又曰：“熙宁五年（公元1076年），章忄享进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寻又置诚州。”因此，地理志说，诚州是宋朝熙宁九年所置，是可信的。
但“诚州”这一名称，早在熙宁九年以前一、二百年间，就已有了，那又作何解释呢？如《通鉴》等书记载：杨正崖以十峒长称诚州刺史。《宋史·蛮夷传》有：“太平兴国五年，杨通宝始入贡，命为诚州刺史”。《靖州乡土志》记载：靖州杨氏的始祖杨再思，在唐昭宗朝曾被众奉为诚州刺史。《宝庆府志》也记载有这么一段话：“唐末有杨再思者，因世乱据有诚、徽诸州峒，梁开平时，为诚州刺史。”
杨再思是确有其人的（虽然正史未载），因为早在宋朝，就已有人为他修庙立碑。据碑文记载，就在他死后的第三年，便开始为他建庙祭祀了。虽然最早的庙仅只是一座简陋的小茅棚，但在宋朝时就逐步修葺成为初具规模的神祠，也说明在当时，杨姓和靖州人已奉他为神灵。据当地《杨氏族谱》记载，《宋史》中列名的杨正崖，是他的儿子要，民通宝是他的孙子，杨光儹是他的重孙，似也有几分可靠性。
《宋史·蛮夷传》又载：“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诚州蛮归款。”
由以上数例可知，早在宋朝熙宁九年之前百多年，诚州这一地名就已存在，朝廷还在这儿任命过诚州刺史的官职。
没有建置，却有“州”的地名；没有政权却又任命过刺史，史书的记载，岂不互相矛盾吗？
如果我们把靖县历代建置考察一下，便可以发现其中另有道理。唐以前的建置不论，从唐朝开始，靖县是唐朝的羁州峒，属叙州潭阳郡。五代时，靖县仍属叙州。《通鉴》记载，叙州蛮潘金盛（或作潘全盛，乃书写之误），史书上记载：就是靖县的飞山峒人。《宋史》记载：楚王马希范时，曾改叙州潭阳县为懿州，其弟马希萼袭位后，改州为洽州。宋朝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洽州刺史田处崇上言恢复旧名，诏从其请，才又恢复懿州之称。直到熙宁年间，章忄享进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寻又置诚州。这就是这一段时期中靖县名称的变化情况。
以上史料似可说明：唐以来，靖县隶属的州郡名称虽有多次异动，但靖县这一区域性的名称，则一直被当地人民沿称诚州未变。
《宋史·蛮夷传》说：“诚、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杨氏居之。”似可解释为：唐朝的溪峒州中，已有以诚州为名的一个溪峒州了。五代时，杨再思被“众奉为诚州刺史”，杨正崖又以十峒长称诚州刺史。太平兴国五年，杨通宝受命为诚州刺史。前二者，是当地推选他或自命为诚州刺史，并非朝廷的基层政权已达到了这里。
靖县在未建州前，为何就有了州诚之称呢？这问题，前人似乎很少探索，今日有加以探索的必要。
凡一个地名，当初取它时，必有一定的含义，如张家村、李家店是以族姓居住地取名的，湖南、湖北是以地域取名的等等。毫无含义的地名是没有的。诚州为何叫诚州，是因当地的人民非常诚实吗？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常见于古人，但纯属臆断，其法极不可取。今日去考证地名，还应抱科学态度为是。
查宋史：靖县古有诚州、琴州、靖州等异名，音近而字不同，很可能来源于一个历来已有的地名，而不是宋代新取的地名。诚、琴二字，在当口音中区别不大，靖字则是诚字的谐音，平靖了“飞山蛮”后，封建朝廷希望“苗蛮”不再造反，永远绥靖，因而以“靖”代“诚”的。若用拼音文字，它似来源于jin音。
宋朝以前，靖县既是“苗蛮”之地，它的名称，就应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可能性。靖县的少数民族有苗、侗、瑶等民族。据我考证：“飞山蛮”的语言属古代越语，如果“诚州”是以“飞山蛮”的语言取名，则似可以至今仍保留了越语成分的侗族语言加以探索。jin（诚、琴、靖），我认为是古代百越民族中的一支叫jin的部族，对自己所住的地方的统称。如侗族，至今仍称自己所住在的地方（我另有《越人歌》一文，对此作过探索，此处不再详细考证了）。因此，若用汉语将“诚”解释为诚实，将“琴”解释为弹琴，都会使人困惑不解。而用古越语去解释，jin ju即“首领所在的村寨”，则含义非常明白。
这仅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但我认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首先要考虑它的历史和考虑它是否“少数民族语言”等因素，基本是可行的。方法可行，而研究时有错误，那是我的错误，不应因此把这一可行的方法也否定了。我对“诚州”一名，用这种方法得出的解释，也许并不正确，欢迎大家批评，并研究出更合理的解释来。
靖州地方旧势力的甲乙两派斗争
·明 一 轮·
水有源，树有根，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无不有一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派性斗争也不例外，是具有历史性的，是历史的产物。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一个你争我夺、战祸连绵、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国民党政府的上下官员，无一不是争权夺利、互相勾结而又互相排斥。
“事从根起，藕连叶生”。靖县地方旧势力的两派斗争，也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是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意见分歧，小打小闹，进而矛盾激化，越斗越烈，逐步形成两派。牵涉面越来越广，影响愈来愈大。
提起靖县甲乙两派斗争的来由和发展，真是说来话长，难以尽叙。
一、勾心斗角 两派形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靖县地方旧势力的两派斗争，由来已久。
国民党统治时期，地处湘西边陲的靖县，交通闭塞，教育落后，兵荒马乱，匪盗四起，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乱世出“英雄”。历史洪流把唐振之、储康民、龙骧、
民国三十三年，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门面，搞了一出所谓“还政于民”的把戏，推行由下而上的各种选举。省设省参议会，县设县参议会，乡（镇）设乡（镇）民代表会，说是要“行使人民主权，监督政府”。当时规定：先由各保召开保民大会，普选代表二人，组成乡（镇）民代表会。各乡（镇）民代表会和各社会团体选举参议员一人，组成县参议会。县参议会选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并在议员中选举产生一名省参议员，出席省城，参加组成省参议会。
在他们看来，这种自下而上的层层选举，是青云直上、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因而，在新的条件下，相互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斗争。为了夺得“县参议长”、“省参议员”的宝座，他们互相讲人情、拉关系、捞选票，开展了激烈的争夺，有意无意地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对立，这就是两派斗争的开端。当时，甲乙两派的名称虽然没有出现，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两个集团。
乡镇选举结果，全县共选出县参议员一十五名，他们是：忠孝乡戈孝渭，仁爱乡唐浪萍，信义乡吴孟兴，
从当时的十五名参议员来看，倾向龙骧、张孟华的有八人，倾向唐唐振之、
为了拉拢储康民，稳住阵脚，唐，吴二人找来唐浪萍、戈孝渭、储康民等人，在断桥戈孝渭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竞选事宜（后称断桥会）。两把交椅，三人争夺，唐振之要当省参议，当然不让；储康民要当选议长，也不松口，实在不好解决。还是
二、两派交锋 初显身手
成立县参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选举省参议员、正副参议长的日子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到期。唐振之、
胡永龄，靖县坳上垛子桥人氏，早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专攻教育，当时虽任国民党靖县县党部秘书，但认为是学非所用，且又是牛后之依，大不乐意。对县中校长梦寐以求，无奈对手是唐振之，可望而不可及，不敢问津，唯有望而兴叹罢了。
唐振之亲自出马，登门拜访，与胡永龄满腔热情，十分诚恳，秘密交谈，开门见山。要求胡永龄相助一臂之力，愿以县中校长相让，举手之劳，两全其美，双方有利。胡永龄虽然适合心意，正中下怀，但唯恐不实，不敢落口相认；又恐失此良机，只好采取半推半就之态。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边言。唐振之心中有数，回头即与
竞选揭晓：唐振之、
通过激烈的竞选斗争，双方的助选团，已明显的分成两个集团，甲乙两派的名称也就正式出现了。唐振之、
三、两军阵前 再次交锋
光阴易逝，日月如流，一年的光景很快就过去了。县参议会议长
在过去的一年中，县参议会的人事，已起了很大变化。原来的老参议员，唐振之已离职晋省，遗缺由蒋敦柏递，张孟华、龙骧先后离开县参议会，遗缺由邹为、申亚藩递补，县总工会增选彭少华为工会参议员。议员席位由十五席增至十六席。
从当时的情况看，
这时候，龙骧的乙派阵营，已是一种凄凉冷落的景象，仅只剩下六个参议员，还都是初露头角，名望不高的人，根本没有力量与储康民抗衡。不过，在乙派阵营里，既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有不服输的余劲。有些人打算：不能争议长，副议长是要力争一下。
当时，我当勇毅乡乡长，进城开会，正碰上他们酝酿这件事情。有天晚上，丁健、黄星、杨志杰、梁经书等人，来找我寄信给邹为，要他进城商谈兑选副议长事宜。在闲谈中，我说：“你们老是当抬轿夫抬别人，我不敢恭维。你们打算竞选副议长，我看不如竞选议长。能当副议长，就能当议长。竞选议长，失败了也光采一些。到了如此地步，何必还硬要去抬储康民的轿子呢？”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参加过县里的活动，这次只是顺便放的一把野火，不料这把罢火却烧红了他们的心，惹起了一场更加复杂的斗争，我也从此卷入了这个斗争的漩涡，并成为乙派阵营的中坚分子。
邹为，年纪很轻，那时还不到三十岁，是靖县地方势力中的后起之秀，不但人才出众，而且能言善辨，活动能力也很强。他进城之后，首先走访储府，观察动静，了解矛盾，探听“行情”。经过认真分析，反复琢磨，认为要扭转残局，实非易事，必须利用矛盾，并借用申亚藩这把鹅毛扇子，才有一线希望。
邹为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进申家。他俩都是新补议员，尚无隔阂，申亚藩又素来器重邹为，且对储康民抱有成见，因此，两人越谈越投机。正在浓兴的时候，邹为试探性的问道：“你认为康三爷（储康民）当议长有问题不？”当时，申亚藩正对储康民一肚子火，便毫无顾忌地说：“除了张、龙、吴，他就是老资格。挂上一块老牌子，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有人不看老牌子，硬要和他碰，也是有问题的。”邹为也很乖巧，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三爷当议长是否恰当？”申说：“论资格，他是副议长，是恰当的。但他现在还抽大烟，堕落腐化。他当议长，简直出了靖县人的丑。”邹为进一步试探：“我看，现在议员中，除了三爷，就只有你最有资格，不知你是否敢碰？”申亚藩胸有成竹，连声说道：“不！我碰是敢碰，但没有可能。真要碰的话，只有把梁顶子（梁经书）抬出来，才有点可能。因为覃筱藩和他是亲戚，一定会拥护他，这样就成了均势（他把自己也算进去了），再想办法拉一票，就可以成功。”
意想不到的收获，使邹为满载而归。为了慎重起见，特约申亚藩同至梁宅，与梁经书共同商讨落实。决定不露声色，暗中竞选议长，挂牌竞选副议长。
之后，经过三番五次研讨，终无善策，拿不出解决一票之差的办法。真是到了人急悬梁、狗急爬墙的地步。议论中，忽然有人（记不起是谁）出了一个点子。他说：“还是要在胡永龄身上打主意，现在不要讲，到时候再说。如果能够说服，投我们一票，也就算了。否则，就找个地方软禁起来，不让他出席会议。他缺席了，十五个议员，我们有八票，就占了优势。”大家赞成这个妙计，决定实行。
果然，到了开会选举的前一天，几个人把胡永龄“请”到梁宅去，“软禁”起来。经过劝说，胡永龄满腔热情，点头表示：“经书兄竞选议长，本人绝对拥护，各位放心。”第二天，大家和他一起走进会场，使对方无法插手，终于以九比七获胜，挽回了败局。
梁经书当选议长，一时哗然，消息传开后，震惊了全县各界、各机关团体，甚至到广大人民。议论纷纷，都认为是个奇迹，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是“申高参”的点子。储康民不想让申亚藩当副议长，想不到自己的议长却反被申亚藩搞掉了。
四、互相攻击 不遗余力
唐振之，当选省参议，进了长沙城以后，闻听靖县的县参议长又落到乙派手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也是乙派人物张孟华时，感到非常恼火，决计要扭转局面。于是，他在省城，四处打听，寻找靠山。当时，正是国民党、三青团党团斗争兴盛之际，他看到三青团头子周天贤在省府里跑得最红，就申请加入三青团，投靠了周天贤。
为了取得周天贤信任，也为了夺取靖县的权力，他积极筹划，组织力量，开展靖县三青团的工作，并乘机介绍
接着，就对国民党靖县县党部书记长张孟华发起进攻。一方面由
乙派不甘示弱，龙骧、张孟华首先发动各区分部书记上书反对，然后又组织一批人联名控告，张孟华还亲自进省，到省党部申诉辩理。纠纷越闹越大，省党部也无可奈何，只得又下令免掉戈孝渭书记长，改派邵阳的卿国魁继任。卿国魁认为靖县情况复杂，不敢前来，又改派王本来前来处理。这段公案，以先罢张孟华的官，后撤戈孝渭的职，“各打五十大板”而告终。王本来代理书记长，双方心安理得，反而舒服了。直到一九四七年冬天，由于党团斗争很厉害，把县党部经费撤销了，改由各县自筹。王本来难以支持，请求辞职，推荐龙骧继任。靖县县党部书记长，才落到了龙骧的头上。由于经费靠自筹自给，是一个清水衙门，也就没人极力相争，让龙骧在清风明月下，坐上这把交椅，直到解放。
五、竞选国大 大显神通
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冲昏了头脑，迫不及待地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准备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通令各省各县，每县普选一名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国大），出席在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
唐振之在省城，闻风兴起，立意竞选国大。他深知，靖县县长曹石人，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是党棍子，在靖县多年，又与龙骧、张孟华等人关系较好，预感对己不利。因此，非把曹石人赶走不可，以便扫清障碍，开辟道路。随即向顶头上司、三青团头子周天贤汇报情况，陈说利害。博得周天贤的同情和支持，授意他发动攻击，组织控告；周天贤则向民政厅长邓介松交涉，设法更换。通过上下夹攻，如愿以偿，硬把曹石人赶走了，改派三青团骨干分子殷本懋接替靖县县长。
随着殷本懋的到来，唐振之接踵而至。唐从省城荣归故里，可是当今的风云人物。江东唐家公馆，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高朋满座，酒宴常设。唐振之抓紧这个时机，组织力量，摆开场面，开始竞选国大了。他还亲自出马，走亲访友，串门子，杀猪宰羊，大开筵席，搞得轰轰烈烈。
当时的乙派，还没有找到出台唱主角，竞选国大的人物。龙骧虽然名望孚重，很有资格，可惜是个穷光蛋，苦于没有活动经费，不敢问津。
有一个初出茅庐，风华正茂，衣冠楚楚的
后来，刘楚波、黄泽民等人促使甘棠坳黄卓民进城组织竞选。大家认为这还差不多，能够与唐振之对阵，表示欢迎。黄卓民资格老，名声高，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就在甘棠坳闹过农运，是当时甘棠坳农民协会的委员长，露过锋芒。后又当过营长，还在贵州王家烈部下任过洪江保商大队长。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时期，又当过靖县抗日救国自动兵团团长，出过风头，很有名望。论过去的资格，唐振之是望尘莫及的。但因病埋头乡里多年，与唐振之现在的省参议来比，却又逊色得多。不过各有千秋，还是可以相对峙，有一阵熬的。
黄卓民不减当年本色，很有气魄的率领一班人马进城，租赁梁鸣岗四古楼一座窨子，设立临时公馆，办起招待所，摆开了阵势。门下宾客如蚁，接应不暇，肴酒不断，席无虚设。组织大批干员，频临乡里，走亲串户，殷勤游说。为着黄门拉选票，处处逢人说项斯。
唐振之、黄卓民正是棋逢敌手，两军阵前，大显神通，又是甲乙两派斗争进入高潮，大杀一阵的时候了。锣鼓已经打响，好戏即将开始。
竞选国大之前，两派有竞选乡、保长时，又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殷本懋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上任以后，随即大刀阔斧，筹备选举事宜。首先是扩乡并保，将原有的十二乡镇，扩并成七乡镇，命 名为五峰乡、三台乡、飞山乡、青萝乡、九龙乡、甘棠乡、渠阳镇，然后分三步进行选举。第一步、各乡镇召开乡镇民代表会，选举乡长；第二步、各保召开全保国民大会，普选保长；第三步、以乡镇为单位，召开全乡镇国民大会，普选国大。
乡镇长的权利，仅次于县长；保长在基层最吃香，说话最灵，竞选国大，保长是关键。因此，乡长、保长都是甲乙两派必须力争的人物。竞选中，双方争夺，尤为激烈，甚至大动干戈，几乎发生流血惨祸。
青萝乡在选举乡长时，甲派的人眼看选票不足，将要失败，吴礼澄（
选举结果，乙派获胜，陆志武当选乡长。甲派人物忿忿不平，扬言要把马锡吾干掉。当时，三台乡、青萝乡都是南天
飞山乡第四保（艮山口一带）的两派斗争，势均力敌，在选举保长的时候，双方组织武装，四面埋伏，如临大敌，跃跃欲试，情况非常紧急。当时我当飞山乡乡长，闻讯赶到现场，极力进行调停，才化险为夷，避免了械斗。
更有甚者，甘棠乡黄民善、黄民安两兄弟，因为在竞选保长当中，把溪口一带的土皇帝、历任保长陈学礼拉下了马，竟惹下杀身大祸，兄弟两人双双同遭惨杀。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六、鹜蚌相争 渔翁得利
国大竞选，历时数月。经过选举乡、保长两场激烈的斗争，余波未平，战火尚燃，正在热火朝天，准备展开大战之际，忽然，风云突变，倒下“圣旨”。靖县县政府奉命转达：靖县国大名额，已划归中国青年党所有，任何人不得相争，否则无效云云。
唐振之、黄卓民闻听之下，犹如晴天霹雳，莫知所措。深知进退维谷，但声势已经造大，钱财已花颇多，实难下马。唐振之打算破釜沉舟，毅然坚持下去，捞到选票，再作计较。黄卓民亦不示弱，坚决奉陪到底。因此，双方继续在争夺中。
“当事者暗，旁观者清”。一般摇旗呐喊者，明知大势已去，枉费心机，徒劳无益，但又不便力阻，只得勉为其难，随波逐流，继续为之奔劳，不过精力已经不足，气氛已经不浓了。
中国青年党当时在靖县还没有公开组织，只是秘密建立了中国青年党靖县委员会，易燮廷、李遥村、黄洁清、杨轩、陆进福五人为委员。青年党人黄凤池（靖县甘棠坳祥背人）从南京发来一函，由他弟弟黄洁清转达委员会。函称：“组织选民，争取部份选票。选票不在多少，均可当选。不必大张旗鼓。……”因此，青年党人仍不公开活动，只是秘密串联亲友，拉拔选票。
这一突然变故，打乱了两派的阵脚。黄卓民首当其冲，吃亏最大。因为青年党委员均系乙派骨干，实际上，乙派内部已起了分化。乙派头子龙骧，内心也倾向黄凤池，奈因黄卓民已花钱过多，不好抽角。我和丁健、杨志杰与青年党人李遥村等关系比较密切，又和祥背素有联系，实际上是拥护黄凤池，也只是碍于情面，不便公开扯黄卓民的后腿。
唐振之也受到影响，甲派内部亦有分化。如艮山口储、冯两大族与祥背黄家历代都有姻亲之故，储吉棠就是黄凤池的侄女婿，自然倒向黄凤池。储是当时的民教馆长，曾经当过县督学，是甲派的得力骨干，明为唐振之争，实为黄凤池夺。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比比皆是。
由于形势的转变，两派斗争的矛盾，已有转化，表面上还是两派交锋，实际上已是三家争夺。
正式选举开始了。唐振之、黄卓民仍然兵马齐备，大张旗鼓，各乡设点，接待选民，招揽选票。凡投一票者，就餐一次；不就餐者，发给银洋五角，两家花费不少。投票时的情况非常混乱，有的人投的是黄凤池的票，进的却是唐振之、黄卓民的招待点。鱼目混珠，泾渭难分，谁投谁的票，天晓得！只不过是唐振之、黄卓民吃亏上当，多花了钱财，青年党人钻了空子，占了便宜，吃了白食。
选举结果，得票最多的是唐振之，但当选者，还是黄凤池。唐振之、黄卓民劳民伤财，两败俱伤；黄凤池独占鳌头，渔翁得利。
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于
黄卓民意志消沉，甘愿舍财，退居林下，终因郁郁不得志，积愤成疾，于一九五O年在家病逝，年仅四十七岁。
黄凤池当选国大，兼任南京政府监察院委员，一九四九年四月随南京政府飞抵台湾，现还健在。
七、争权不休 斗争不息
大选国大刚刚结束，一九四六年末，甘棠坳黄炎从省城长沙奉命来靖，任靖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由县长兼），上任后，即将我由飞山乡长调任自卫总队总队附。不及一月，黄调省受训。受训尚未结业，不知何故，黄炎突然又被免职，改派
黄炎遭此打击，究其缘由，虽然情况复杂，但总的还是靖县两派斗争涉及的。黄炎素务军职，一向在外，根本没有与两派相争之处，只不过是北区人，素与龙骧要好，且上任之初，又将我调任总队附，因此引起怀疑，惹出事端。特别是唐振之被黄凤池夺了国大，总是心不平，气不消。黄炎正是黄凤池的堂弟，所以更加不满。当时的县长殷本懋，素与唐振之要好，加之自己也想依靠
事出意料，
对于我，甲派人物始终视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当时的县长已换了卢礼波，他迫
从黄炎和我下台的情况来看，唐振之、
八、世道茫茫 人心惶惶
一九四九年元月，平津战役结束，北京和平解放，南京政府摇摇欲坠，蒋保石所谓的江南大后方，搞得惊慌失措，人心惶惶，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湘西边缘的芷江，有个杨永清，竟异想天开，企图霸占湘西，落草为王，四方联络，纠集绿林，乘机作乱，已控制芷江、怀化、黔阳等地，想扩展到靖、会、绥、通南方四县，前锋已达会同的相见地方。会同县长秦绶章慌了手脚，急电靖县县长卢礼波，要求支援。
靖、会唇齿相依，会同失，靖县危。县长卢礼波立即召开党政军商各界紧急会议，决定建立两个联乡大队以自卫，又把我抬了出来，要我和龙安礼（甲派）分别任两个大队的大队长。龙骧又推荐丁健、杨志杰为我的大队附。
卢礼波推卒子过江，要我率部支援会同，去当炮灰，想借此消灭我的实力。当时我虽不乐意，但既受命在身，不得不遵令前往。想不到我们旗开得胜，路过土溪铺时，抓住了杨永清的联络副官杨云江等三人，并当场枪毙了杨云江。于是军威大振。消息传开后，驻相见的土匪，闻风而逃，我们不花一枪一弹，胜利归来。卢礼波、
一九四八年底，曹振家同志由上海回到靖县。旧友重逢，另有一番情趣。我们俩经常在一起从离情别续、国家命运、个人出路，天南地北的无所不谈。每当谈到时局变迁时，我总觉得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实感可悲可叹！这时候，振家同志便耐心地开导我。我在振家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逐步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看清了前途，决定弃暗投明，并在曹的指导下，积极作好起义前的准备。至此，两派斗争消失了，我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靖县和平解放时，率部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回忆解放前夕白崇禧强令靖县“坚壁清野”的经过
·戈 荫 清·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时候，白崇禧为阻止解放军前进，特派来两个参谋，并带来一纸“手令”，强令靖县“坚壁清野”，实行绝灭人性的“四光”政策。即：从靖县起四百里范围内的所有房屋一律烧光，道路桥梁一律毁光，人丁牲畜一律赶光，粮草一律运光。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才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靖县人民才避免了这场惨重灾难。我是这件事的见证人之一。
这件事，发生在靖县和平解放（
储康民主持会议，说话声音很低。他说：“今天白总司令派来二位参谋，执有白总手令……。”边说边将“手令”打开。我想偷看“手令”内容，便移坐与储康民靠近，无奈油灯不明，不能看清文字，仅见是国防部用笺，白宣纸写的，但“手令”二字和末尾署名“总司令白崇禧”几个字是看清楚了的。
储康民轻声宣读。大意是说：为保卫大西南，阻止解放军前进，决定从靖县起实行四百里“坚壁清野”。具体事项是：一、房屋，不论是否堪居，一律彻底烧光；二、公路、桥梁，全部毁平，步小径、骑小径全部挖断（步小径乃一人可走的小路；小径是一骑能走的路——作者）；三、人丁，一律强迫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牲畜除能运走者外，其余全部杀光；四、粮秣、马料，向大后方运走，运不出者，全部烧光，稻草、麦杆亦不许留下一根。以上指定事项，特派员前来监督执行，如敢违抗，立即就地枪决。
闻读这一手令，在坐之人惊恐万状，坐立不安。如不执行，上已明令，违者处死，谁敢抵抗；如遵照执行，人民财物，毁之一旦，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因此，人们都低头不语，默默沉思。唯有申亚藩死心踏地，迎合上命。他说：“情况紧急，无法可想，只有坚决照办。两参谋意见，先把县城及沿途的房子烧了再说，以后的事，上面还要来人。我向储县长（储康民当时为所谓靖县流亡政府的临时县长）商量过，派戈荫清率领警察所、队人员，随同两参谋连夜进城，执行烧房任务。”当时，我吃惊不小。心想：这样干，一定会惹起老百姓的愤怒。我怕众怒难犯，不敢前往。况且，黄河、长江尚不能阻挡解放军前进，区区四百里，又何能为？因此，不愿前去。此时，申亚藩竟将手枪往桌上一丢，沉下脸道：“这是白总命令，你就不怕就地枪决吗？”众皆默然。储康民犹豫不决，慑于群众威力，也不敢贸然行事，但又苦于没有一个妥善的应付办法。戈治平说：“干脆把那两个参谋干掉算了！”储康民连忙制止，说道：“这也不是办法，日后追究起来，谁个担当得起。”到底怎么办？储康民问计于我。我觉得此事不去是不行的，但去也不行，实在进退两难，沉思很久，便说：“既要我去，也就只好陪同两个参谋前往。”储问：“你将如何处置？”储的意思是怕我把两个参谋杀掉。我说：“火，我是不会放的。带到半路，见机行事，你们俩速速离开此地，以后慎重一点，不要再和他们见面。”当时别无良策，也只好答应如此。
是时，夜半天黑，我带领我所及戈治平队的警察人员共五十来人，先到竹丝坡公路旁边等候。不久，那两个参谋身穿大礼服，头戴大礼帽，各背手枪一支，走出来了。一个身材高的挂着少校肩章，一个中等身材的挂着上尉肩章，从外表看来，是十分威严的。
两个参谋走到我的面前，问道：“你们是到城里执行任务的吗？”我说：“是。”又问：“谁负责带队？”我答：“是我。”又问：“队伍准备好了吗？”答：“已经齐集，在此等候多时，请长官指示。”少校参谋说：“那就出发吧。”我随即又向他报告：“前天我们在县城时，听说解放军大队伍已到会同连山，现在我们黑夜行军，是否可以分前后两部份走，以防万一。”两个参谋齐声说：“那好。”少校参谋亲率唐志连班十八人当尖兵在前，我所另十余人，由我率领居中，戈治平的警察人员二十余人，由上尉参谋率领随后跟进，前后相距数百公尺。
出发约一时许，已接近横江桥了，忽闻离横江桥前面约二里处传来枪声（以后才知道是当地老百姓在打野猪），唐志连急派两兵跑步前来报告我，少校参谋也急问唐警长：“什么人打枪？”唐说：“怕是解放军来了。”那少校参谋真是闻风丧胆，怕得要死，连忙叫全体人员卧倒，随即又命令唐班警士，并亲自动手，到路边田里拖来稻草，将附近的一座木桥，放火烧了。我虽在他后面约
此时，天还尚未大明，我赶忙集齐人员，回到竹丝坡。储、申两人早已率队离此，连夜向新厂去了。我们亦急向新厂赶去，于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左右，赶到了新厂。我派人去报告储、申。他两人听说是我们到了，躲着不敢出来，先后两次派人来问信，确信两个参谋已经走了，才出来见面。我当即面陈以上情况，他两才稍稍放心。
大革命时期的靖县农民运动
·邹 俊 兴·
一九二四年，以
（一）
当时靖县在长沙求学的张全福（即张孟华、又名张倩眉）、储余三、黄卓民、黄登三（又名黄昌槐）、申景荣、储士先、储仙航、储康民、申亚藩等人，由于受到革命风潮的影响，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积极靠拢革命。不久，张全福、储余三、黄卓民、储康民，便先后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五年秋，湖南省党部密令张全福为国民党靖县县党部筹备员回到靖县，开展靖县县党部及靖县农民协会的筹建工作。同年冬，省党部又增派储余三、黄卓民回县，协助张全福工作。储余三、黄卓民为国民党靖县县党部筹备员，张全福升为筹备主任。他们以县立高级小学（今鹤山小学）为基点，在教师、学生和亲友中广泛传播进步思想，得到了该校校长蒙怀德（文溪人，一九一九年毕业于湖南省第一师范）、黄登三，教师张秉章、张进显等人的大力支持。革命思潮在靖县的一些开明绅士和中下层群众中得到了传播。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一九二六年四月国民党靖县县党部在十字街（今县幼儿园处）正式成立，张全福当选为常务委员。国民党靖县县党部的成立及其以后的活动，为靖县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在思想发动和干部队伍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
国民党靖县县党部成立之后，为了迅速打开农民运动的局面，便发动穷苦百姓，要求政府开仓放粮，赈救灾民。但遭到以当时窃据粮征处保管员的龙均治以及杨雄飞等大土豪劣绅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的极力反对，没有成功。张全福等再三上书省党部告急，请求派员前来协助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省党部密令共产党员王正恺（慈利县人）为靖县工运特派员（后因靖县工人不多改为从事农运工作），并以国民党靖县县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来靖。王正恺到达靖县后，在张全福等人的配合下，从三个方面着手工作：①抚慰灾民，详察民意；②发动工商界，筹集活动资金；③兴办平民学校，发动市民阶层，同时深入城乡宣讲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为成立靖县农民协会作思想和舆论准备。二月中旬，他们在靖县商会的支持下，利用江西会馆和宝庆会馆的基金，在城镇大码头兴办了靖县第一所平民学校——赣宝小学（今乐群小学处），聘请进步人士担任教师。三月初，王正恺、张全福组织该校的进步师生，连续几天在河街万寿宫演出了抨击封建旧礼教的文明戏——《腐败的学校》等，每场观众不下千人。王、张则利用这个机会，登台演说，宣讲革命道理，使新三民主义及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深入人心，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在河街万寿宫正式成立靖县农民协会，选举储康民为靖县农民协会委员长，肖镜明为副委员长，张全福、龙骧、蒙怀德、黄登三、吴守元五人为常务委员；选举封傅樵、申铁琴、吴礼澄、吴礼浡、储余三、曾隆光、汪明三、银纯华、龙含章、易启盛、易效彬、覃筱藩、黄云甫等人为委员。同时还制订和通过了县农民协会章程，印制了会员证。农会总部设十字街，与县党部合署办公。在成立县农民协会的那一天，县城内到处贴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旧礼教”、“打倒父母包办婚姻”、“一切权力归农会”、“马克思、列宁精神不死”等标语口号。当时靖县的县长柳正祐屈于形势所迫，便将县政府卫队的一个小队，连人带枪拨给县农民协会，归储康民指挥。这样，县农民协会的声威，便迅速震及全县城乡，几天功夫，会同就发展到四百多人。入会者多系贫苦农民、小市民、知道分子、工商业者；一部份开明绅士也投靠了农民协会。入会时报名登记，交一块大洋，领取会员证，即是会员。有的反动豪绅、流氓痞棍，虽愿出四、五十块大洋，要求加入农会，但均遭到拒绝。
为了不断壮大农民革命队伍，县农会成立后，王正恺即率领黄卓民、黄登三等下到靖县最大的农村集镇——甘棠坳，一边发动贫苦农民，一边在草寨庵办起农民夜校，抓紧培训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三月下旬，北区农民协会在甘棠坳街上召开成立大会。黄卓民、黄登三分别当选为区农民协会正、副委员长，邹之节、邹正源、杨绍祖、鲍锡尚、姚礼万五人当选为农民委员。农会会址设财神庙，会员一下就发展到三百余人。与此同时，区农会还成立了农民武装大队，杨绍祖为大队长，鲍锡尚、姚礼万为小队长，有队员一百多人。
（三）
城镇、甘棠两地农会成立后，立即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第一步是先从政治上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县农会于三月末组成有特派员王正恺、代理副县长肖镜明、县党部张全福、农会委员长储康民等人参加的靖县农民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
四月初的一天，特别法庭在县农会本部审讯了当时靖县最大的两个反对豪绅龙均治和杨雄飞。一贯专横专横跋扈、有恃无恐的龙均治，因首次受到压抑而气急败坏；尤其是看到审讯他的张全福、储康民竟是过去曾求教于他的学生时，更是恼羞成怒，便指着储康民的鼻子说：“你们这些人啦，我只要半砚池墨水，就呛死你们一潮江。”为了彻底打垮反动豪绅的威风，特别法庭决定对龙均治进行公开审讯。
游行结束后，龙均治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毒咒骂农民协会和农会骨干，扬言“要与农民协会对抗到底，不共戴天。”农会总部获悉后，便于
四月中旬，北区农民协会由王正恺、黄卓民、黄登三组成农民特别法庭，乘一天赶场的机会，在甘棠坳草寨庵公审了当地民愤最大的劣绅、区挨户团团总鲍锡禹。公审大会后，农友们押着鲍锡禹，从会同的大桥（今划归靖县）至本县的诸葛，逐村逐寨地游斗了两天，第三天，区农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准备处死鲍锡禹，不料由于看守人员不慎，使其脱逃，潜往广西龙胜找其同族军阀鲍钧“伸冤”名命去了。
就在城镇、北区农民协会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各地的一些匪首，在反对封建势力的庇护、纵容下，对抗农会，十分猖獗。人称暗土匪的西区大油乡乡长李明科，对县党部、县农会，表面上积极奉承，暗地里却操纵匪首粟金山、李得胜等四处骚扰百姓，破坏农运。尤其是匪首张耀庭，与县财政内的顽固派以及土豪劣绅的勾结更为密切，有意与农会作对，民愤极大。四月末，张辉庭号令其拜把兄弟黄宝庭带领匪众，奔袭北区农会，区农会武装大队在黄卓民、杨绍祖的指挥下奋起自卫，当场将黄宝庭击毙，才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县农会根据群众的要求，曾多次谋划捉拿张耀庭，但因他人多势众，而且行动诡密，一时奈他不何。后来储康民用银洋买通了张耀庭手下的一名亲信，采取里应外合的手段，才把他暗杀了。
农民协会的上述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志，农运烈火迅速扩展到太阳坪、飞山、江东、文溪、寨牙、新厂等地。有的在县农会委员们的帮助下，积极筹建区、乡农民协会；有的农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同本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场声势更大的农民运动，正在全县城乡各地孕育之中。
（四）
可是，一些投机革命的动摇分子，却被蒋介石的反革命的屠杀政策吓破了胆。如县长柳正祐，原本想利用农民协会惩治地方恶势力，但又觉得农会行动太过火，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后，感到情况不妙，便连夜逃离了靖县。
反对派抓不到县党部及农会骨干，就对其家属及一般的会员群众进行报复。先后被关押的一般农会会员和普通群众达数百人。张全福出逃以后，他的家产全部被抄；其叔父张燮卿受牵连，被关押九十六天，每天有几十个枪兵呆在他家要吃要喝，后赔给龙均治家属八百块大洋，才被托扣释放。
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靖县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终于失败了，全县人民重新陷入了无边的苦海。
甘棠农运概况
·明 一 轮·
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七年，靖县县城和北区甘棠坳，曾经发生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靖县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剥削压迫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那时，我年仅一十五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什么事情都不懂，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劳动人民的苦难，根本没有认识。先辈不畏艰险，从事革命的精神，使我感到无比钦佩，永远铭记心怀。下面记述的是当时我在甘棠的所见所闻。
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初头，我到甘棠坳大山脚姑母家探亲，正是姑父杨绍祖和黄卓民、邹之节等人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的时候。
开始，我看到姑父每天都是在外面走村串寨，日夜奔劳，不知所为何事，便问姑母，从姑母口中，才得知姑父是到各村各寨找农民开会，酝酿成立农民协会的事。当时，正是春耕大忙之际，白天怕耽误种田，便利用晚上工作。我要求同去，立即得到允许。从此，我、杨廷焕、姑父三人总是同去同回，每次都要到下半夜才能回家。故父的工作，有时是联络、串联骨干；有时是直接参加群众会，宣讲革命道理，发现组织群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曾经到过新庄、小姚、岩板闲、殿家坪、塘头、水碓等地方。
通过多次开会，我见到了世面，初步懂得一点革命道理，又看到许多青年朋友欢欢喜喜报名参加农民协会，也很想参加，便请杨廷焕帮忙代问。故父说：“革命不怕人多，肯参加就是好的。”他不仅答应了我的请求，还替我出了一块光洋的会费。这时，我的心非常激动，像考中秀才，得了红顶子一样，高兴极了。
三月底，省里派驻靖县从事农运工作的特派员王正恺（共产党员）来到了甘棠坳。在他的主持下，于甘棠坳场上的财神庙内召开农民协会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靖县北区农民协会。当时会员已发展到三百多人。大会开得很隆重，参加大会的会员，欢欣鼓舞，雀跃非常。大会选举黄卓民为农会委员长，黄登三为副委员长，邹之节、邹正源、杨绍祖、鲍锡尚、姚礼万为委员。会址设在甘棠坳老场同善社的一栋大房子里。
紧接着，又建立了农民自卫武装—挨户大队。杨绍祖任大队长，鲍锡尚、姚礼万、敖美锦三人为小队长。这些人，都是学过武术的“教师”，武艺高强，有过硬本领。他们经常随身所带的是马刀、扶手、宝剑等武器。杨绍祖常佩一把扶手，一把小刀。他的小刀最锋利，一次可凿通两个铜板。他们都很朴素，不改农民本色，穿的是粗布便衣，赤脚草鞋，没看见穿过军装，也没有一点官气，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全大队共有百多人，武器是红缨长矛、马刀多，快枪少，只有几支喂子枪、老九子枪和老套筒枪，还有几支鸟枪、牛腿枪。武器虽不好，但人员却很强，多系年轻力壮、勇敢剽悍的青年农民，又有坚定的革命性，内部是纯洁的，所以很有战斗力。挨户大队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土豪劣绅，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农民协会，保护农民利益。
为了深入开展工作，还在农民协会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深入村、寨，深入屋场，进行宣传发动。在场墟上扎台演讲，宣讲革命道理，并散发宣传单，张贴标语，声势很大。同时，还在草寨庵小学办起了农民夜校，积极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培训骨干和积极分子。甘棠农运进入了高潮。
甘棠坳区农会立即召开民众大会，公审一贯骑在人民头上、欺压群众的大土豪劣绅、贯四里团总鲍锡禹。参加公审大会的农民群众手执红、黄、绿各色三角小旗，身带柴刀、棍棒、梭标、大刀等各种不同武器，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会场设在街中心的戏楼上。戏场坪里，两边街上，人集如山，水泄不通。街道两旁贴满了红红绿绿地各色标语，简直成了标语的海洋。街中心木根桥贴的一幅漫画，更是引人注目，画面上画着一副黑棺材，从棺材内伸出一只手来要钱，外面站着一个威武雄壮的青年农民，左手拿一块光洋伸向棺材，右手拿一根木棒，做出要打断棺材内伸出的手的样子。画下面写着“鲍锡禹死要钱”六个大字。人们看后，无不痛恨这个死要钱，不要脸的鲍锡禹。
公审结束，黄卓民委员长宣布：把鲍锡禹押下台去游行示众。这时，“打倒鲍锡禹”、“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武装人员即将鲍锡禹五花大绑，戴上高帽子，由甘棠坳出发，直奔大桥。一路上红旗招展，口号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震撼山岳，雄壮的农民队伍，连绵不断地绕道吴家寨、邹家团而归。观者无不赏心悦目，这是北区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的日子，盛况空前。
根据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农民决定将恶贯满盈的鲍锡禹处以死刑，不料看守人不慎，使之脱逃，跑到广西去了。
那个时候，社会上极为混成，豪绅、恶霸、土匪横行乡里，各霸一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县农协会和北区农民协会相继成立，特别是在县城处决了龙均治、甘棠游斗了鲍锡禹以后，豪绅、恶霸以及其他反动分子慌了手脚，内外勾结，企图扑灭新生的革命之火。靖县西区木洞冲土匪头子张耀庭在各方反动势力的怂恿下，于四月尾上派其结拜弟兄黄宝庭率领匪众数百人，进攻北区，想抢劫甘棠坳，摧毁农民协会。甘棠农会武装大队长杨绍祖不畏艰险，带领全队人员亲自督阵，奋勇抗击。战斗打响后不久，黄宝庭在龙家桥对河中弹毙命，众匪溃散奔逃。战斗结束后，将黄首级割下，悬挂在甘棠坳场口的枫木树上，并写了一张“黄宝庭之狗头”的字条贴上，观者络绎不绝。这一举动，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
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涨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捕捉共产党员。接着，
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终于被反动派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扑不灭的革命火焰却永远在甘棠人民心中燃烧。
程潜在靖县成立护国军的经过
·邓 衔先·
编者按：本文系邓衔先同志摘录程潜写的《护国之役前后回忆》一文中第六、八两节的有关部分，并根据我县高龄老人的记述而整理的。《护国之役前后回忆》一文已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发表。全文共九节。《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选载了三至九节。
程潜，乃中国国民党元老，前推翻满清，打倒袁世凯，功绩卓著，已载入史册。一九四九年竭力谋取长沙和平解放，视三湘人民，休戚与共，苦乐攸关，素孚众望，使人崇敬不已。
民国初年，程潜在靖县组织过护国军，并召开过“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宣传湖南独立，声讨袁世凯。这是一件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件。靖县作为革命城池，值得传述，载入史册。
程潜到达靖县的时间是一九一六年三月份。那时候，袁世凯在北京僭称帝号，复辟帝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公愤。反袁斗争，风起云涌，蔡松坡首先在云南发难，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程潜为了响应云南，策动湖南起义，先到昆明，会见了蔡松坡、唐继尧等人，然后率领本部人员、卫队，由云南，经贵州，山地行军，进入湖南，于
程潜来到靖县，是想利用靖县作为立足据点，招抚辰、沅、靖、邵、经营湘西一隅，规划湖南全局。招抚工作的第一着棋，就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立护国政权。于是决定招抚使署加设民政处，以秘书长王祺兼任处长，专门办理民政事宜。及时出安民告示，张贴招抚宣传大纲，列举了袁世凯十项滔天罪行：（1）擅变国体，逆谋称帝；（2）独裁专制，蹂躏民权；（3）出卖祖国，出卖主权；（4）挟持武力，荼毒人民；（5）滥借外债，扩充私军；（6）奖掖奸贪，阻遏民生；（7）制造恐怖，屠杀民党；（8）滥发公债，流毒社会；（9）摧残教育，作法愚民；（10）横下暴敛，殃民祸国。这时，靖县前任知事苏兆奎（河北人），早已闻风向绥宁道上逃去，程潜征得靖县人民同意，委托黄履安为知事（注），本县人做本县的知事，在当时，是历史上的创举，一时传为美谈。
随即一步一步地开展招抚工作，招抚各县守备部队，整顿民团。靖人杨再杰打算接受编制，同伙宋绍宇（袁邦人）不赞同，带其人抢他去。彼时，代理湘西守备司令周则范来靖，表示诚心受编。周率守备部队五个营，加程之卫队一个营，合编为一旅，任周则范为旅长，朱泽黄为一团长，苏邦杰为二团长。编制不足，另募新兵补充。守备队改为正式陆军，官兵都很兴奋，士气高潮，军威大振。湘西镇守使田应绍，也表示拥护护国军，武装逐渐壮大。截至
程潜考虑再三，决定于
程潜在靖县经营三十九天，建立了根据地，收编了矿警和一部分军民，编为第二旅，令驻新化县，加紧训练，准备讨袁。
注：黄履安，据说是横江桥赤竹人，待考。
解放前的靖县合作事业
·黄 家鉴·
合作社是劳动群众为改变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而自愿联合建立的一种经济组织。在我国，首先推行合作事业的是
我省的合作事业，在一九三一年由
我县合作社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开始创办的。当年，湖南省政府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通令湘西各县招考学员，集中沅陵受训。靖县县政府奉令后，公开招考，录取马锡吾、李世基、杨良壁、张英源、丁受益、申景藩、邓经尧和我共计八人。我们到沅陵行署受合作事业训练一月，结束后，分派到靖，成立靖县合作事业指导室，行署指定我为主任，其余分到区，每月二人，为指导员，负责指导各区农民试组合作社。
当时的合作组织是信用合作社，业务是贷款扶助贫苦农民。第一年为预备社，重点在农村，入社对象为贫苦农民。入社不交股金，只要造册登记，便成为社员了。入了社的农户，可以享受贷款。每户贷款金额最多十五元（银元），月息九厘，另加一厘作为工作人员的薪饷开支。由于当时社会上财主、高利贷者串通一气，高利盘剥，借钱要“加大一”（即月息十分，借钱一元，每月还息一角，年息超过本金百分之二十），借谷要加倍偿还（即借一石，还两百），而合作社低利贷款，手续简便，颇受贫苦农民的欢迎。第一年，全县共计组成一百四十一个预备社，有社员四千余户，全年贷款总额五万一千块大洋，期限一年，到期必须恪守信用，按照交还本息，无钱偿还的，可按市价用稻谷抵押。
贷款资金，是由当时中国农民银行洪江办事处提供的，贷款收齐后，派员送到洪江缴还。我县第一年贷款没有拖欠，曾经受到嘉奖。但在收缴贷款过程中，也曾经发生过一起隐瞒垡舞弊案，合作组导员申景藩收得贷款一千七百多元，因未全部收齐，不好送往洪江，暂交县政府庶务赵民宽保管，由于申精心大意，当时未取收据，赵民宽便乘机隐瞒这笔钱，与县长夫人瓜分了。此事引起争议，赵民宽死不认帐，县长赵安畴偏袒其侄儿，硬说申景藩诬告，勒令申认错赔款。我抱不平，向省控诉，省合作事业管理处派视察员田农到县视察属实，上报省府批准；赵安畴纵容春侄夥通其妻舞弊贷款，予以撤职查办，遗缺派秦镜继任；主犯赵民宽判刑三年，追回全部侵吞款项。这场轰动城乡的贷款舞弊案，幸告结束，大快人心。
一九三九年春季，中国农民银行洪江办事处，报经湖南省分行批准，派员来靖设立分理处，地点在卫门口卢家祠堂。随即成立靖县合作金库，为合作金融调剂服务，同时，将预备社改组为信用社，扩大规模，发展新社员，并规定入股时，每股交股金两元。当年入社的由四千余户增加到七千余户，全年贷款总额达十万元。年底分工，每股连息带红利得银元伍角肆。
当时，全国设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寿勉成，是著名的学者，省设合作事业管理处，丁鹏翥任处长。省管理处在沅陵设湘西办事处，狄昂人任主任。县设合作事业指导室。为精简人员，节省开支，经湘西办事处审定，我县合作事业指导室从八人裁减为四人，我仍为主任，申景藩为指导员，邓经尧、李世基为助理指导员。此外，还雇请张世鉴为干事，统办全县合作事宜。
一九四O年元月，全国合管局统一规定，将信用社改组为乡（镇）、保合作社，内分信用、供销、消费、生产、仓储五个部，每部设经理一人，营业员一至二人。信用部办理信贷业务，供销部专办计口授盐，消费部销售日用百货、南杂布匹，生产部供应农具铁器，仓储部办理稻谷抵押贷款。合作社规模为一保一分社，一乡一总社，县设联合社。
县联合社总部地址在卫门口卢家祠堂，与农民银行靖县分理处合署办公，还在卫门口设有消费、供销、生产三个门市部。联合社的组织机构为理事会和监事会，各设主席一人，邱鹤鸣、陈鸾、夏伯昂（当时农民银行靖县分理处经理）先后任理事会主席，卢嘉（农行农贷股主任）任监事会主席。委员各七人，由各乡（镇）派代表担任。乡（镇）社设各乡公所所在地，亦设理事会和监事会，并在乡公所所在的场上，开设门市部。保社不设理、监事会，也没有门市部，仅只开展信贷业务和仓储抵押。各级合作社的资金，概由农行贷款扶助。据一九四一年年底统计，全县共有十二个乡（镇）合作社、八十八个保社，入社户数一万二千余户，拥有合作资金一百二十五万余元（包括股金、贷款和流动资金）。
按照当时合作社章程规定：合作社是贫苦的劳动工农自愿联合组成的经济社团。全国合作事业管理局还颁发了“合作歌”，嘱各级合作社开会时，必须高歌朗诵。歌词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是合作的精神，合作社是贫民的救星！农业振兴，工业改进，货物不必靠商人，消费者自己经营。信用养成，社会经济更新，为民主，为民生，通力合作到底，到底合作为人民。”这首歌的内容，包括了它的组织原则和总的精神，是实现
根据这些原则和精神，县合作指导室规定：①合作社内部实行自愿互利、人人平等、财政公开的原则；②社员民主选举理事会、监事会和社员代表大会，政府只派员指导；③凡是入社的社员均可享受低利贷款的权利；④消费部经营的日用百货、布匹、南杂和生产部经营的农具铁器，均由县联社统一调拨，按市价优惠百分之十至二十售给社员；⑤供销部实行计口授盐，凡属社员，每人每月低价售盐半斤（比市价低一半甚至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登记造册，发购盐证。
这些精神、原则是好的，规定也是好的，合作社初办时，在抵制奸商，抵制高利贷方面，也确实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原则、精神、措施却很难以实现。合作社流于形式，劳苦大众并未得到很多的实际利益。特别是合作社改组以后，业务范围扩大，人人皆可入社，豪商权贵、当权者趁机参加，领导权便落到了他们的手里。甘棠钟锦三、四乡（即新厂）吴礼澄、艮山口储余三、横江桥邓伯先都当上了合作社的理事主席，其他各乡、各保亦概由豪绅富贾把持操纵了金融大权。他们掌权后，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借合作社之名，发个人之财，合作社变质，有名无实了。他们舞弊的手段很多，仅举几例，可见一斑。①在计口授盐时，盐掺砂短称，克扣社员，瓜分机动盐，转手高价出售。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也常有控诉，政府曾通报制止，但收效甚微。②将内部优惠批发的货物，大量转手高价卖给私商，或当权者瓜分贵重物品，从中牟取暴利，致使合作社只有空牌子，而无实货，仅有一点劣质次品应付门面。社员偶尔买得一盒香烟，虽比市价低一点，但人们对合作社已失去信心。③强占合作社的资金，谋取私利。四乡合作总社，挂着合作社的牌子，用合作社的资金，开办熬铺，加工糕饼，劣质用以应付社员，优质产品运往广西、贵州出卖，每年盈利上万元，内部当权者瓜分。④以少报多，甚至伪造假名，骗取贷款，囤积居奇，走私贩运。四乡司库（仓库管理员）石汉云，又是吴礼澄的“师爷”，伪造社员名单，骗取贷款数千元，囤货走私，三年工夫，获得暴利万余元，在城里封起一座新窨子，把老婆小孩都接到了城里。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个别合作指导员也与他们伙同一起，上下勾结，贪污受贿，捞取油水，贫民则受其鱼肉，而无权过问，人们都说：“合作社养肥了主席、经理。”
一九四一年底，我奉令调重庆合作学院附设全国合作人员训练所受训六个月，结业后，调绥宁，靖县合作社主任派杨楷（会同人）继任。一九四六年冬，我又被派回县。当时，仍系乡（镇）保合作社旧制，但由于豪绅的把持操纵，指导员、主席、经理，互相勾结，贪污舞弊，加之当时旧币不断贬值，靖县的合作事业已经是奄奄一息，频于垮台了，除供销部继续经营计口授盐业务和在县政府设有一所消费合作社供县属各机关员工购买日用消费品以外，其余各级合作社都已名存实无。
一九四八年六月，因复修靖洪公路，我被调用，代理建设科长。农民银行靖县分理处亦奉令与洪江办事处合并，所有办事人员，全部撤离靖县，并收回贷款。解放前的靖县合作事业，便从此完结了。
苛 捐 猛 如 虎
“三篾匠”被酒税逼死
·李 咸策·
“三篾匠”姓李名国和，当时五十多岁，邵东县人氏，早年以竹篾编织为业，排行第三，故人称“三篾匠”。家有妻室，所生二女一男，最大的年仅十余岁。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年过半百的“三篾匠”，因身弱体衰，不能继续做竹篾手艺，便在许家巷旁边的一座小木房里挑起一块“庆华福”的小小糟坊招牌，以烧酒、喂猪为业，勉强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计。
可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尤其是对烟酒税，采取由税务职员私人承包的办法，所以税务局的大小官员们，便肆意对做烟酒生意的人横征暴敛，往往以十几倍的税额强行征收，以饱私囊。当时，烟酒税之重，竟达到占“三篾匠”全家总收入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多岁的“三篾匠”，因本小利微，又借贷无门，无法缴纳繁重的烟酒税，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吊死在许家巷屋后的枇杷树上。
李氏家族闻讯后，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当局，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忍气吞声，将“三篾匠”草草安埋了事。吊唁开丧之日，李姓家族中有通文墨者，在“三篾匠”大门口和灵堂内各贴上一副对联：
其一（大门口）：
以酒为生，毕竟因酒害到死，
饲畜度活，可怜被畜逼归阴。
其二（灵堂内）：
倘到清明佳节，路上行人休借问，
希望升平世界，山间猛虎莫再来。
这两副对联，是对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无情揭露和有力鞭鞑。
靖州人物
申锦章与靖县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
·周 后进·
申锦章，又名申开云，祖籍靖县，家住城南门外许家巷。幼时聪敏过人，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他深感“民族危亡，国家多难”，便立志“教育救国”，主张“振兴教育，以固根本”，认为要改造社会，挽救危难中国，就必须首先重视培养造就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他对中外教育学家的教育学说和教育方法作过许多研究，曾在长沙、常德、桃源等地办学多年，桃李满门，人才济济，颇有名誉。
国民十九年，他寓居长沙，熟悉当时省民政厅长凌章就是他过去的学生，更兴致勃勃地找到凌章，向他阐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并请求援助。当即得到凌章的赞扬和支持，产要他回到靖县兴办教育。锦
当时的靖县，文化教育相当落后，几乎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供地方子弟求学读书，更不用说培养人才了。全县除县立鹤山高等小学堂（五、六年级）、灶王宫初级小学和草寨庵（甘棠坳）、江东乡村小学等简陋的学校而外，其他乡村均无正式小学，只有少数半洋半土的学堂和私塾馆，高小学尚且难得，中学生、师范生更是“威风祥麟”。锦章目睹自己家乡的学校教育，竟如此萧条冷落，不禁感慨万千。为振兴靖县教育，他决心首先创办师范学校，尽快培养师资。他说：发展“小学教育，万不能藉材异地，培养师资，实当务之急”。
经与县长马传中及地方绅士多次周旋商榷，筹拨经费。由于马县长的支持，筹备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教员薪俸，平均每人每月五十块大洋，由县财政拨款，学生每人每月膳食五块大洋，由各乡（镇）按入校学生负担。校址选择在县衙门左侧的文圣宫（今县工程公司属地），定名为靖县乡村师范学校，任命锦章为校长，并委他选聘教师。本县申建藩、戈忠録、邓祖馨、龙骧、储余三、戈本桐、戈本梧、黄登三、张孟华、唐子范、曹兴家等，都先后在该校当地教员，外县的还有沅江曹石人（后任靖县县长），邵阳蒋剑涵、陈量、武冈刘德龙、南县孟津等，都被聘请来校任教，共计教职员二十三人。
民国二十年秋，师范学校正式招生开学。消息传开，报名入学者非常踊跃，外县学生亦纷至沓来。但师范的宗旨，既是为了培养师资，发展地方教育，就要求全县二十一个乡镇，乡乡都有名额，还要照顾招收少量的外县学生，因此，入校学生的程度极为不齐，有高小毕业生，有在职的乡村教师，也有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算术、史地从未学过，这就增加了教学上的困难。经过摸底考试，共录取学生一百一十名，按程度分为两班，学制定为三年。在教学内容上，申锦章力求改革，注重向学生介绍新知识，灌输新思想，取消“经学”，按照正规师范的规制，开设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史地、音乐、体育、美术、劳作、教育学和党义等课，这是我县第一所完全新型的学校。
锦
但是，在黑暗的旧社会，他的这个理想是不能够实现的，“教育救国”的路是走不通的。腐败无能的反动官吏，哪能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马县长调走以后，经费遂成了困难，不仅无法再继续招生，现有的学校亦难以维持下去了。因为经费无着，学生膳食供给不得不由每月五元降到三元，最后全部自费，教员薪俸也无法按期发给。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申锦章虽也一再申请，筹款募捐，想尽办法，但亦毫无着落，困难日盛一日。
我县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虽然只办了短短三年时间就宣告终止，但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地方购物
梓 潼 宫
·梁 经河·
在县城东角约半里之遥的渠水河畔，有一座山边水环、景色秀丽的山坡，原名桂香山，又叫营盘坡，山峰上建了一座寺庙，名叫梓潼宫，今人则统称上山为梓潼宫了。关于梓潼宫这个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一是说从前有个皇帝（未说皇帝姓名，也不指明年代）传旨选妃，地方官员便从贵州镇远府选来一个才貌双全的妙龄女子，上送京城，准备候选入宫，谁知这女子不愿享受帝王之家的荣华富贵，路过靖州时，由于上解钦差的疏忽，便悬梁自尽了。皇帝闻知，悲痛交加，诰封为“梓童”，就地安葬在桂香山上，立庙祀之，于是就传为“梓潼宫”；二是说“梓潼宫”为祭祀万花女而建。相传明朝万历四十年，云南送选妃子万门花女，由滇赴京，途经靖州，因病而卒，遂葬于此，后神宗钦敕为“梓童”，其宫因而得名。
我有幸参与搜集整理靖县文史，曾涉及到我县一些名胜古迹，为“存真、求实”、“正本清源”起见，对此特作了一点考证。
两个传说的共同点，都是为了纪念皇帝的妃子。封建时代，皇帝对皇后称为“梓童”，“潼”与“童”同音，人们便将“梓潼”误为“梓童”了。其实，“梓童”仅是皇帝对皇后的称谓，嫔妃是不能享受这个称呼的，传说实属误解。若论第一种说法，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且不说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就传说本身而论，亦近乎荒谬。不愿享帝王之家的荣华富贵，甘愿作劳动人民的贤妻良母者，固然古今有之；但自缢身亡，反受诰封，却于情理不合。至于万花女之说，更是指名道姓，言之凿凿，在梓潼宫门前的坪下，也真有一座“花女墓”。墓冢至今犹存，原墓周围圈石（其石于一九七三年被人拆走，现仅存土冢），墓前有石碑一块，中刻“万门花女允淑之墓”，右上侧刻“大明万历四十年在月 云南永昌府人”，左下侧刻“靖州儒学正堂立”，但据考，万花女并非从云南选来的妃子，梓潼宫也不是为祭祀万花女而建。那么，万花女又系何人？云南距靖数千里之遥，却为何埋葬于此？清乾隆间有州署幕宾蒲圻人张开东，考查《秩宫志》，得知靖州在明时有学正万邦乐者，系云南人。他认为，万花女系万邦乐之女，名叫允淑。花女者，未嫁女之称谓也。此说有理有据，而后人则以讹传讹，如同飞山庙讹传杨令公，铜锣滩浪说宜娘子一样，把万花女说成是选来的妃子。其实，万花女墓远在前清时期，就已经是荒冢一堆，久经湮没了。张开东曾作歌叹曰：“梓潼宫下花女墓，林飞花落满溪路，残碑剥落尘土封，蔓草茫茫谁知处？”歌句颇有荒凉之感，这说明万花女墓很早就无人祭祀了。梓潼宫内香火旺盛，而梓潼宫下的花女墓却冷落凄凉，亦足以证明万花女与梓潼宫毫无关联。且从墓碑来看，既无“诰封”“钦敕”的题词，更不可能由一个小小的州署学正而立，这与当时皇帝妃子的高贵身份是极不相称的。因此，那种认为梓潼宫是为祭祀皇帝妃子的说法，实属讹传所致。不知始自何人，竟相传至今而不察！
最近翻阅史料，得知梓潼宫乃为祭祀
我县梓潼宫，乃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州牧许子言所建，殿内供梓潼帝君，地方官员、绅士文人均到此祭祀行礼。宫前建塔一座，雍正六年，州人因塔圮建阁，名曰桂香阁，清光绪年间，梓潼宫曾被火烧，旋即修缮。民国二十四年又修复一次，至是寺庙辉煌，香火旺盛，香客游人络绎不绝。
梓潼宫不仅是名胜古地，且傍城依江，山环水绕，又是一个理想的游览之所。过去的梓潼宫，山上树木葱茏，苍翠欲滴，在一大片松林丛中，点缀着几株枫木，每到深秋，红枫衬托着绿松，更加显示出大自然的艳美。半山腰上，有一座砖柱凉亭，乃民国二十年县人梁佑卿（又名梁鸣岗）所建，据说是为了纪念万花女，故曰“流芳亭”。亭柱上有楹联四幅，亦为梁佑卿作。
其一：
流风记孤亭，流气佳，流翠拥，流水孔长，流声不断，四方流影流霞，都流览流观，全无半点流俗；
芳草迷古墓，芳踪灭，芳名留，芳魂虽渺，芳范犹存，一片芳心芳意，成芳贞芳烈，真有万世芳名。
其二：
满眼大厦良田，借问谁有？
一亭清风明月，看来我先知。
其三：
怕入迷途，须归正道；
直行大路，莫问前程。
其四：
上下许多人，哪个敢谈，不经过悲欢离合；
往来都是客，大家该坐，何必分南北西东。
亭旁不远的山弯里，便是尺人皆知的花女墓，耸然独秀的桂香阁，建造在山顶之上。阁为三层六角“爱晚亭”式的亭阁，高达十余米，飞阁流丹，雕工精细，古色古香，别具风格，是靖州四大名阁之一。阁旁、院内有桂树数株，金秋季节，丹桂飘香，游人每登阁顶，远眺则群山拱翠，俯视则万木交荫。渠水南来，环流其下，全城风貌，尽收眼底。透迤的五老峰，与之遥相对峙，扼锁渠江，更觉得山河壮丽，气势雄伟，实为渠阳胜览。
桂香阁后面，便是梓潼宫正殿，殿内原先供奉梓潼帝君神像，后人在帝君右侧加上了南岳崇黑虎的金身，其意何在，令人不解，典故出谱，有待考证。殿梁上悬着民国时代靖县书法
现在，梓潼宫山上，又成了革命烈士的陵园和公墓。在那里，安葬着一九五O年为剿匪而壮烈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一八团侦察股长孙守信同志，还安葬着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含冤去世的中共靖县县委副书记李耀同志以及其他为革命工作积劳成疾而逝世的革命前辈。每逢清明佳节，城里、城郊的中、小学生和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以及工人、农民、干部、群众都要来到山上，祭扫烈士坟茔，在烈士墓前敬献一束鲜花或者花圈，以表后继者的微忱。
靖县（州）三个时期历届知州、县长（知事、主任）和中共县委书记名单序列
刘真贵 搜集整理
靖，宋朝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始建诚州，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改为靖州，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由州改县。现根据《靖州直隶州志》、省档案馆、县档案馆、县党史办等有关资料，以及知情长者记述，将清朝以来的历届知州、县长（知事、主任）和中共县委书记名单，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整理序列如后。但由于我县历史悠久，史料不全，名单尚不够完整，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敬请读者及知情人士多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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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靖州文史资料》向全县各阶层人民、各界爱国人士及所有知情者广泛征集我县的文史资料稿件： 一、征稿范围 1、半个世纪以来，我县人民配合和响应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反帝反封、抗捐抗丁等革命斗争史料和回忆录以及有关文物和真实可靠的传说； 2、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我县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工商、民族、宗教、社会、名胜古迹、风俗习惯等发展变化概况以及其他我、友、敌三方的历史资料； 3、各个历史时期在本县有一定贡献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事迹、传记以及对他们的作为、功过的考评评述； 4、解放前的行政区划、财政田赋、区乡保甲组织以及义仑、义渡、义学、慈善团体和积谷、学田等资料及其发展演变情况； 5、少数民族的民族流源、风情习俗、流传我县的优美传说、故事、歌谣以及对我县民族民间文化的流源、发展等考证文章； 6、有关近代史、革命史的历史文献、原始文物、日记、遗稿、函电、书信、照片、手迹等。 二、撰稿要求 1、回忆资料强调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史事为主； 2、不拘形式、不限体裁、无论长短，评述、短叙均可； 3、不夸大、不隐讳，力求真实具体做法，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4、文稿内容的过程、情节做到准确详尽，力戒空洞，反对抄袭、虚构； 5、来稿请用稿纸缮写清楚。 三、来稿处理 1、来稿一律视其价值评定等第，酌情付给稿酬； 2、由于本刊编辑人员有限，对来稿事实无法一一校对，要求作者文责自负； 3、来稿请寄：靖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来源：靖州新闻网
编辑：redclo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