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一点关于母亲的文字，一直不曾动笔。谁知，母亲在农历2017年11月初五冬至节那天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走后这两个多月，母亲那不辞辛劳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中回放，依然历历在目。即使文辞粗浅，词不达意，也想写下这份思念。

　　1957年，母亲21岁时嫁给我父亲，定居靖州锹里楠木山苗寨。父亲是人民公社干部，那时的干部不像现在的公务员，有双休日、有法定假，一年到头都扑在工作岗位上，回不了几天家。

　　从我记事起，就只看见母亲忙上忙下，忙里忙外，没有停歇过。是母亲既当妈又当爸，用柔弱的肩膀和勤劳的双手艰难地撑起这个家，把我们兄弟姐妹5人拉扯成人，还赡养了年迈的爷爷。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几年未回家过年的父亲终于回到家里。大年三十，正准备做年夜饭时，大队干部找到家里，说是公社来电话(上世纪70年代，大队都有摇把子电话与公社相连)要父亲马上回公社去，有紧急事情。于是父亲连年夜饭都没吃就急急忙忙走了。

　　现在想来，父亲连年夜饭都顾不上吃，平时怎么顾得上这个家呢。

　　小时候家里人多，生活艰苦，物资匮乏。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勤俭节省，却努力让我们这些子女过得好一点。有时半夜醒来，还会看到操劳了一天的母亲，在枞光柴灯下为我们缝补衣物。日子过得再紧再穷，每逢春节，母亲都会给我们扯上几尺布，亲自为我们每个人缝制一套新衣服，让我们感受到新年的快乐。

　　在我眼里，母亲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家中的重活累活总是她做，还要拼命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工分。

　　大集体时代，靠工分吃饭。工分是生产队根据每个人劳动能力大小打的，满分10分。只有全劳力的男子汉才得10分，女全劳力最高得8分。尽管母亲也和男人们一起去做苦力活，但她一天只能得8分。年底分粮时，一半按人口分配，一半按工分总额分，分得的粮食就叫口粮。把口粮价款与工分分红总额两抵后，劳力多的人家，可分得现金，叫进钱户。像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人参加集体劳动，争得的工分少，那点工分的分红款抵扣不了口粮款，还要出现金买口粮，就叫超支户。超支户在生产队的地位是非常低的，遭人歧视。每次生产队分稻田里养的禾花鱼，分队里养的猪肉都只得很少一份。记得我5、6岁时，有一次生产队分禾花鱼，在寨脚的水井旁边，放了几只大木脚盆，里面有很多大鱼活蹦乱跳，我捉了一条大鱼不肯放手。分鱼的大人说：“你家那点工分，分不到这条大鱼”。然后硬生生地从我手中抢走大鱼分给了别人家，我家只分得几条小鱼。当时，我特别恨那几个大人，发誓长大后挣最多的工分，分最大的鱼。

　　那年代，收集体工后一般还要砍一捆柴火回来。有男人在家的妇女大多只象征性的带一点点。母亲则不同，因为父亲不在身边，必须砍一大捆柴火。回到家后，再累也不能休息，还要摸黑喂猪、喂鸡，做晚饭。还要帮我们洗澡、洗衣服。第二天大清早总比别人早起，赶在出集体工之前，打理自留地，种瓜种菜。

　　每到挖冬笋、摘毛栗的季节，母亲就更加忙碌了。天刚亮就赶紧起床，上山挖冬笋。挖得的笋子，除非挖伤了的用来当菜吃，其余的全部埋藏在房屋旁边菜园的泥土里，这样做是为了保鲜和保湿。上世纪70年代是每个星期天赶一次场。每到星期六晚上，母亲就把笋子从泥土中取回来，把根削去，大小搭配成一斤或者两斤一串。我也常帮忙称秤，有时称得平一点，母亲不允许：“要称望一点，笋子明天见风或见太阳后会折秤的，不能少人家的秤，不能占别人的便宜啊。”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母亲就出发，挑到30多里外的贵州黎平县中黄公社集市上卖掉，所得的收入，基本上用来供我们兄弟姐妹读书了。

　　每年秋天，打完稻谷后，生产队一般要放几天假。母亲就与生产队的女人们一起去采摘野生的毛栗子，那是很辛苦的事情。野生毛栗树一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之上。山上荆刺丛生，藤条纵横，每走一步都十分费力。毛栗的果实外面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尖利的刺，要把它从刺壳中摘下来非常困难。尽管母亲左手用端锅布抓住毛栗刺球，右手用剪刀挑毛栗，但也常常被刺得两手布满了血口子，手掌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肤。可母亲担着二十来斤毛栗子回家时，她那挂满汗珠的脸庞总是乐呵呵的，没有丝毫痛苦。

　　母亲采来的毛栗子，有一部分给我们当水果吃，晒得半干后吃特别香甜。大部分毛栗晒干去壳后贮存，然后作为粮食，弥补口粮的不足，一般是煮熟后放入苗家油茶中吃。有时母亲也挑一些到集市上去卖，换些钱来补贴家用。

　　我小时候，母亲总有做不完的事。正因为有做不完的事，母亲安排我们从小就做一些家务事，如煮饭、喂猪、喂鸡、找猪菜、砍柴、洗衣服等。可以说，母亲勤劳的品德影响着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母亲赋予我勤劳的品行，让我一生都受益匪浅。如今，在供职单位，我这个文化水平不高，没见过大世面的靖州锹里山野粗人，由于朴实善良、勤劳肯干，颇得同事和领导的认可。

　　母亲的勤劳是始终如一的，是自始至终的。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们兄弟姐妹相继长大，家里有了劳动力，但母亲那双做习惯了的双手总是停不下来。再后来，我到县城工作，弟弟到广西梧州打工。我和弟弟多次接她出来同住，想让母亲享点清福。往往小住几天后，母亲总是以生活不习惯，以及父亲和祖先们没有人供奉为由，独自回老家劳作去了。直到2017年9月，母亲病发前几天，82岁高龄的她还种了一菜园白菜。今年春节，我们这些后代，还吃着母亲种的菜，享着母亲的福。

　　如今，母亲已经故去，每当想起母亲那双粗糙、充满老茧的手和因劳累过度而背驼得几乎触地的身躯,倍感心酸；想起母亲的勤劳却也倍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