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如果作为原因的因素它本身在性质上是经济的，我们就必须继续我们在阐释方面的努力，直至我们到达非经济的基地”。 要围绕创新驱动问题，必须要了解中国的社会背景，那必须要从两百年多年前说起。

　　两百多年前，中华民族一直过着相对世界来说算是平静的生活。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华民族与世界的通道。如果说战争是被迫的，那么1879年康有为游历香港，就此开始了戊戌变法的主动维新之路。 一百年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杜威先生因此在中国多留了一年，传播“教育即生活”的新理念，传播历史与实验的方法，带来了批判精神，解放了“古人的奴隶”，也如胡适所言，“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 经历五四运动的冯友兰，在胡适和梁漱溟影响下，发出“幸逢其会、受益匪浅”的感慨，1921年开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1923年从哲学角度发出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疑问。此时世界上正经历着第二次电气化的工业革命，同时伴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次大战的爆发，中国也进入抗日战争和国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些让我们与再一次的科技革命失之交臂。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刻外部世界正经历着第三次以原子能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但新中国仍然处于恶劣的国际环境中。

　　1959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回到祖国，在西方工程控制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系统工程理论，在我国的火箭、导弹、航天、军事运筹、农林业等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钱学森的贡献，我们算是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虽然只是尾巴，但，厥功至伟的是钱老将中国原子弹导弹发射技术至少向前推进了二十年。 2005年3月钱老提出“大学要有创新精神”， 后演变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百年来，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再到钱学森，中国人从国家社稷命运出发，不断发问、不断维新，明示了“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 的真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科技水平已然有了更多基础，当前可以充满自信地迎接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为标志的世界第四次科技革命了。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的概念，这是对中国社会形势的正确判断，如同一颗树，它不能无限长高或者只追求增高的目标，虽然我们有增高剂和增粗剂，但这不符合自然规律，地球引力会阻止水分和营养成分的向上输送，国家的发展是不能两剂同施的，成本高昂、代价巨大；但为了支撑目前高大的个头必须增粗，需要追求发达的根系、平衡的枝叶分布，当前国家产能已经过剩 、自然资源承载力接近上限 、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发展只能最大程度上依靠创新驱动。换句话说，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这需要各行业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来解决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旧方案已经无法适应，亟待需要新模式的出现。

　　因此当前社会背景下，所提倡的“创新”并非单纯的、狭隘的“科技创新”，而是包含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文化创新，以及诸多创新的结合，综合起来才是“创新驱动”，再综合起来，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改革、都要创新，比如农业科技、产业发展、甚至脱贫攻坚的绣花工作等等，限于篇幅，有机会再说说如何创新，不管怎样，不创新、不踏实地解决身边的问题和痛点，我们只能再次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