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家都知道，袁隆平科研团队的杂交水稻研究是在洪江，在长沙，在三亚，怎么还会有靖州呢？其实，这段历史鲜为人知，是我们过去讲的太少啦。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年代，黔阳地委、行署要“杀出旧机关”，安江农校的校园是一个理想的去处，此时正好安江农校由省农业厅下放地区管理，于是黔阳地区68年8月作去决定，安江农校迁往靖州二凉亭，与设在那里的地区农科所合并，更名为黔阳地区农校。1969年元月，学校的教学仪器、图书、档案等暂时存放安江，全体教职员工开始搬迁。

黔阳县（后更名为洪江市）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这里相比，靖州地处湘西南，偏居一隅，搬迁到这里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地区农科所拥有的田土和果园不少，适宜于农业生产与科研。原来，早在抗战时期，这里曾设有一军垦农场，在雪峰山保卫战前线受伤的士兵被转移到后方的这里，一边休养恢复，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之后军垦农场撤销，地区农科所就在此基础上成立。

两个单位合并后，有正式职工323人，其中行政、教学、科研人员116人，农场工人207人。土地面积3368亩，其中水田1200亩，学校设有办事组、教育组、生产科研组、政工组，教育组以原有的安江农校教职员工为主，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生产科研组以原农科所的干部职工为主，重点开展农业科学研究。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曾经的试验田（靖州县二凉亭园艺示范场内）。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当年的实验田大部分还在，当年改造拉直的溪堤横卧在稻田中间，当年修建的小石拱桥依旧在使用。我们还能看见，石拱桥的桥栏正中镶嵌着一块石碑，镌刻着几行文字：“毛主席语录/农业学大寨/黔阳地区农校/一九七一年三月修建”。学校的其他设施，诸如宿舍、办公楼、教学楼则难觅踪迹，留存下来的，仅有一段围墙和一个厕所。

虽然已经看不到当年的样子，但学校档案还记载着当时的一些情况：从1969年到1972年这四年，学校将农科所猪舍改建为职工宿舍1栋，新建办公室2栋、教师2栋、职工宿舍2栋、学生宿舍2栋、实验室1栋，所有建筑均为平房，青、红砖结构。据退休老教师黄渊基他的回忆：“1969年春节刚过，我们十几位年轻的教职员工开往靖州筹备基建，那时基建没有请民工，都是我们青年人自己动手干，到县城的河边去买木材，我们自己把它抬上岸，再用板车拉到二凉亭，记得我们当时买草鞋都是几百双的买。”黄渊基，安江农校果59级学生，61年毕业留校工作，后担任过学校的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文革中学校已停止招生，教学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后期才逐步恢复。1970年至1972年，主要开展短期培训，先后招生过农作、果树、牧医、农机以及双季稻、植保等短训班，培训人数866人。1973年开始恢复中专招生，当年招生3个中专班120人以及一期大队书记培训班80人，1974年招生6个中专班238人以及机动喷雾器短训班一期。

（二）

安江农校在靖州办学的那几年，是杂交水稻研究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最关键时期，并最终获得成功。湖南省农业厅编撰的《湖南杂交水稻发展史》等书籍是这样记载的：1969年冬，袁隆平带领李必湖、尹华奇到云南元江南繁；1970年初，科研小组在元江召开会议总结，提出远缘杂交人工创造新的水稻雄性不孕材料选育三系的技术路线；1970年6月，袁隆平参加在常德召开的湖南省第二次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会；1970年11月，李必湖在冯克珊的向导下，在三亚南红农场发现“野败”；1971年4月，袁隆平抽调到省农科院新成立的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工作；1972年，选育出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1973年元月，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召开，黔阳地区农校科研组及教师袁隆平，分别被评为先进集体和个人；1973年11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宣读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配套成功。

学校办在靖州，靖州自然就与杂交水稻密切相连，从袁隆平院士的口述自传和李必湖老师的回忆文章中，还能够大体地看出当时的情景。

刚去靖州的那一年，袁老师被派往溆浦县劳动锻炼，李必湖、尹华奇留在靖州县搞科研。《袁隆平口述自传》讲述到：“1969年，由于运动中提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口号，我们下放到地区农科所劳动。当时，我们去的是在靖县的地区农科所，其中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抽去组成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派往300多公里以外的溆浦底庄煤矿劳动锻炼，我便是其中的一员。我的两个助手李必湖、尹华奇则留在农科所，在0.5亩地上继续搞试验。”袁老师这里提到的靖县，后成立苗族侗族自治县时更名，就是今天的靖州县，所讲的地区农科所，当时刚刚与安江农校合并。

袁老师被抽走，好不容易增加到1000元的科研经费被停拨，李必湖、尹华奇十分着急，不得已发电报给省、地科委，如实汇报情况，请求支持。国家科委收到电报后，迅速派出资深专家、中科院遗传所张孔湉教授赶赴黔阳地区农校了解情况。李必湖老师回忆道：“张孔湉教授先是到安江，得知学校已搬迁靖县，立即辗转赶到靖县二凉亭。”“张教授到靖县后住在县委招待所，学校不肯出面接待，是由我们私人接待的，在学校食堂吃的饭。”“我们立即打电报给袁老师，要他请个假，赶回靖县与张老师见个面。”

接到电报后，袁老师迅速赶回靖县，给张教授介绍了相关情况，他在自传中回忆到：“张孔湉是研究杂交高粱的专家，他是支持‘自花授粉植物有杂种优势’的观点的。他肯定了我们研究小组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含金量和实用价值，还向李必湖、尹华奇传授了许多知识，并建议地革委把我调回来搞杂交水稻研究。”“省科委在接到李必湖、尹华奇的电报后，也引起了重视，随后派来以陈国平为首的工作组，进行实地调查，证实李必湖、尹华奇两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在国家与省科委所派专家了解情况后，省科委和农业厅出面干预，迅速将已劳动锻炼三个月的袁隆平调回，省里又安排专项经费3000 元，两位助手的生活费由每人每月的18元提高到了26 元，对杂交水稻的支持力度加大，杂交水稻研究迎来转机。

（三）

1969年冬，袁隆平带领科研小组远赴云南元江南繁，第二年春天，他们将寻找到的野生资源带回靖县进行杂交实验，但未获成功。袁老师的口述自传中记载：“野生稻分布在海南、云南、广西等地的偏远地区。1970年4月，我们在云南征集了野生稻资源，并带回湖南在靖县做野栽杂交实验，但因为没有对野生稻进行短光处理，野生稻到九月底还未抽穗，野栽杂交实验没能做成。”

袁隆平与助手李必湖（左）镜检水稻雄性不育株的花粉。文长庚 摄

从云南带回的野生稻栽培未获成功后，他们又从这里出发到海南三亚繁育，同时继续收集野生稻资源，李必湖在访谈中回忆到：“1970年9月，袁老师带着我和尹华奇一行三人从靖县出发，到海南岛南红农场南繁。根据相关资料介绍，在住地打探野生稻的群落和分布，得到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的热心相助，他说农场附近林家田的一块沼泽地，找到一片正在抽穗扬花的野生稻。时间是1970年11月23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礼貌地送走老冯以后，静心专注地观察野生稻各种表观遗传性性状过程中，发现了一株共三个稻穗的雄性不育株。因其属于花粉败育类型不育，故袁老师把它叫做‘野败’。就这样，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终于突破了一个关键性的难关。”这篇文章登载在靖州县政协的内刊《飞山》2021年第2期上。

袁隆平在海南三亚荔枝沟给科研人员授课。林承先 摄

“野败”的发现，解决了保持系的难题，突破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瓶颈，三年就实现了三系配套，袁隆平老师是这样评价的：“当时得到‘野败’的时候，并不能预见到它是一个突破口，只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我们进一步研究，第二年才发现这个家伙是好东西，雄性不育，且不育性能能够保持下去。”“我们于是把研究的重点立即转移到‘野败’材料上，获得的雄性不育株能100%遗传，其后代每代都是雄性不育株，这就为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李必湖老师曾撰文谈到：“ 五十一年的研究历程，野败细胞质在研究中经风雨，在应用中厉考炼，遗传性十分稳定，在所有杂交水稻的研究和国内外生产应用中能占有86%的份额或权重。”

（四）

当年在黔阳地区农校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他们自豪地回忆起袁老师与杂交水稻研究的一些印象。王其林、孔庆玲夫妇，1970年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在省军区南湾湖农场锻炼后， 1971年冬分配到黔阳地区农校。王其林后担任过地区原种场党委书记、辰溪县委书记、怀化地委秘书长、地委副书记、省人大联工委主任，孔庆玲后担任黔阳地区农校党委委员、靖州县副县长、怀化地区政协联工委处长、省人大农业委副主任。

王其林分配在学校办公室，孔庆玲到了科研组的杂交水稻研究小组，他们回忆道：“两单位合并是强强联合，科研组分工很细，下面还分有常规水稻、杂交水稻、旱粮作物、果茶作物、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等小组。当时对粮食生产特别重视，常规水稻小组人数多，都是农学院毕业的，力量强。杂交水稻小组人数少，学历不高，孔庆玲虽是重点大学毕业，但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没有水稻生产实践经验，被分到了杂交水稻研究这边。”

他们还提到：“学校研究科研工作，多数是王其林记录，当时虽然经过了全省农业科研的常德会议，已经发现‘野败’，省里很重视，有专门的科研经费，但党委班子开会研究，持怀疑态度的还是占多数，认为杂交水稻费时费力，没有前途。”“当时的科研组的组长谢仁阶，后来当过地区农科所的所长，他有能力、肯吃苦，对袁老师也很尊重，礼让三分，但内心里是认为杂交水稻没有前途，不太支持。”

王其林回忆到：“我去报到的第一天，在学校的客房边见到一个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自报家门叫李必湖，是学校搞杂交水稻科研的，他正整理行李，第二天要去海南岛出差，一根扁担两条麻袋，一条装的是衣物行李，一条尽是书籍资料。”“晚饭过后我们在一起谈了一个晚上，我比他只小一岁，我们攀起了老庚。李必湖讲的尽是孟德尔、摩尔根、杂交水稻的三系、‘野败’等，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虽然只是一个中专生，但很有朝气，专业水平很高。”

生活中的袁隆平自由自在、不拘小节，在县史志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上，靖州园艺示范场退休职工张继昊、向昭凤等老人回忆道：“袁老师很朴素，随和，讲话轻言细语，穿的中山装都有补丁。”“他喜欢玩乐器，拉小提琴，下象棋，经常晚上到同事房里去下象棋。”“他一天到晚都在田里头，肯搞，天黑了才回来，住的房间很凌乱，但墙上还挂着一些稻穗。”这些当年的农场职工们回忆起袁老师，仍然是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五）

袁隆平院士二零二零年十月给靖州县的题词。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特殊的岁月里，袁隆平院士的科研团队随安江农校搬迁，杂交水稻研究也随之迁徙靖州，他们在那里经历了艰难的岁月，对靖州有着深刻印象，留下美好回忆。袁隆平院士曾为靖州题写“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纪念地”，肯定了杂交水稻研究与靖州的关联，表达出对靖州这方水土的感念之情。李必湖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杂交水稻研究项目从安江迁徙靖州后，共七个年头，除冬季南繁外，其他时间吃、住、工作均在靖州。期间发生了三件大事，是影响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第一是召开了元江会议；第二是召开了常德会议；第三是‘野败’的发现。所以我说，靖州对杂交水稻研究来说是福地。”